“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中共中央《习仲勋同志生平》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画传》近日公开发行。书中记载了习仲勋从幼年到晚年的整个人生经历，并刊登照片300余张，包括数十张家庭合影，不少照片为首次披露。其中部分照片由习仲勋亲属和身边工作的同志提供。
　　
　　相知相爱，从一封封书信开始
　　
　　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和齐心在绥德地委驻地九贞观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婚礼。
　　
　　她（齐心）回忆说：“仲勋同志亲自来校作动员报告，这时候我才认得了在台上作报告的仲勋同志。我们第一次相遇时正当夏天，烈日当头，我从教室里走出来，突然看到仲勋同志，从我们的级任老师(绥师党总支委员杨滨)住的山坡上走下来，我急忙给他敬了个军礼，他微笑着点头而过。”
　　
　　两人相识时，正是“抢救失足者”运动在绥师引起恐慌之际。总共只有五百多人的学校，竟有四百多人成了“抢救”对象。这引起了习仲勋的疑惑和不安。他找齐心等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邀请学生家长走进学校，及时建议党中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向被冤的同志亲自道歉、主动承担责任，反复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这些都一一铭刻在齐心关于这个夏天的记忆里。
　　
　　正是在这个时候，齐心在习仲勋的办公室里第一次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她记得“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在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绥师党总支书记宋养初的牵线撮合下，两人逐渐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
　　
　　习仲勋还让齐心写一份自传给他。齐心回忆：“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齐心在自传里提到自己为了参加革命，曾两次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又两次被父亲追回去的往事。习仲勋看了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在一封信里给习仲勋介绍齐心的情况，特别说道“她是到延安长大的”。
　　
　　习仲勋与齐心的相知相爱，是从一封封书信开始的。在信里，齐心知道了习仲勋是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领导者。也是在一封书信中，习仲勋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齐心说她“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
　　
　　婚后不久，习仲勋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1944年夏，结束了绥师学习的齐心到沙滩坪区第一乡（驻地就在郝家桥村）任文书，后又在义合区任区委副书记。之后，除在中央党校六部短期学习外，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
　　
　　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每一封书信都无比珍贵。习仲勋在信中和齐心谈得最多的是希望她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嘱咐妻子，农村是一所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并以自己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亲身体会鼓励妻子重视调查研究，他对齐心说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
　　
　　齐心的好友伍仲秋一天偶尔看到了这些往来书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呀！”正是这些革命的两地书，使他们的爱情得到升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用齐心的话来说，他们的婚姻，“有着很好的政治基础和感情基础”。正因为如此，这对革命伴侣经受了人生中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无怨无悔的风雨历程。
　　
　　    建立信访制度，批下属不反映真实语言
　　
　　1954年，由习仲勋具体负责，成立了国务院信访室。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专题报告。起草报告时，他要求秘书把群众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当报告送到手中时，他不觉皱起了眉头，问：为什么没有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不满的实例反映出来？秘书为难地说，事例中有些话说得比较粗俗，是否可以不一一列举？他坚持“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主席”。原来，一件是农民讲了一句顺口溜：“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一件是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吱吱吱响个不停，气得赶车的人大声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哩！”说完就朝车轱辘撒了一泡尿。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向有关部门批转了这份报告。
　　
　　习仲勋的感情始终和老百姓息息相通。群众来信反映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甚至因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他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
　　
　　1957年5月31日，在习仲勋建议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习仲勋严肃批评了从中央机关到地方，一些干部对信访工作不重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以及对来信来访照抄照转、错抄错办、草率推诿的现象，认为主要原因是干部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漠了。他举例说，国家测绘局在西安要盖房子，用推土机一下子推了58亩快要成熟的麦子。即使是花钱买地，但这种做法，老百姓就很有意见，甚至骂“共产党是什么党”！他认为，信访工作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重返中南海，两度请辞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0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补选习仲勋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中央决定习仲勋调回北京工作。
　　
　　1982年9月，习仲勋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虽然在十二大召开之前，他就提出不再参加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请求，建议另选年富力强的同志肩负重任，但是在十二大召开之际，中央考虑到习仲勋德高望重，政治经验丰富，接受了一些同志的建议，决定他仍留中央书记处一段时间。
　　
　　9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第五次会议，明确了分工，习仲勋除与胡启立协助胡耀邦工作并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外，还负责联系组织、统战、民族、宗教、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文化艺术各口子的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工作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
　　
　　夫人齐心回忆：“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要工作到深夜。”
　　
　　1985年9月，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习仲勋第二次郑重提出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年富力强的同志腾出工作岗位。
　　
　　    蒙冤与家人分离七年，分不出两个儿子
　　
　　1962年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之时，有人借小说《刘志丹》向习仲勋发难，说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诬陷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9月8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康生也借小说《刘志丹》在西南组会议上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习仲勋随即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一个活靶子，被诬陷为“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从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时间，习仲勋被监护在北新桥交通干校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几乎与世隔绝，所幸的是每天还能看到《人民日报》。
　　
　　在小屋子里，习仲勋坚持每天两次的特殊散步，就是一圈一圈转圈子，从1开始，转一圈数一下，转到1万圈，然后倒着数，从1万转到1。他心中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给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既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他回忆说：我对共产党有充分信心，我认为党中央总会对我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2年冬，经周恩来特别批示，习仲勋和家人始得相见。而此时，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阳起，他已和家人分别了整整七个年头，他已分不出两个儿子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习仲勋霎时热泪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节后，专案组宣布对习仲勋解除监护，让他“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习仲勋选择重返洛阳。
　　
　　1975年5月22日，习仲勋夫妇住进洛阳耐火材料厂一栋住宅楼的2层西户，面积仅24平方米。习仲勋的工资仍未发放，每隔一段时间可以从厂里借200元生活费。
　　
　　为了省钱，习仲勋动手做了一个打煤机，学会了自制蜂窝煤。有一次，住他隔壁的工人师傅李金海跑来帮他搬煤。那一天两个人还喝了一点白酒。饭桌上的一件小事让李金海印象深刻——“一粒花生豆掉地上了，他还赶紧捡起来，吹吹，吃了。”
　　
　　据齐心同志回忆：“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
　　
　　    胞弟拟提副部级，习仲勋否定方案
　　
　　1982年9月，习仲勋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习仲勋特别关注新班子的建设和年轻干部的成长。在接见安全部新领导班子时，他鼓励说：“你们要鼓起勇气，挑起担子，事情就是压出来的，要主动挑担子。”
　　
　　1983年春节前后，中央安排习仲勋到南方休假，他却选择到福建等地进行专题调研。2月17日，习仲勋在和厦门市领导干部座谈时说：“对青年人，把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才能锻炼出来，不压担子，永远也不行。”
　　
　　习仲勋在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省级领导班子调配中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得到中央充分肯定。1983年4月14日，中央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恰在此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谈到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习仲勋的胞弟习仲恺，习仲勋立即否定了这一方案。习仲恺是抗战前即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长期担任地市一级的领导职务，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组织行为。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工作必须以身作则，说服弟弟把晋升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志。
　　
　　    倡建特区，“改革之初或挨骂，要有精神准备”
　　
　　经济特区的提出和创办，是和习仲勋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春夏之交，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向广东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发展建材和来料加工等。习仲勋等省委负责同志明确表示支持并开始积极筹划。
　　
　　而“特区”一词再次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还缘于习仲勋同邓小平之间的一次著名的对话。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先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作了汇报，随后又专门向邓小平详细汇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准备建设“贸易合作区”的设想。习仲勋介绍说究竟叫什么名字一时还定不下来，大家认为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叫法雷同，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最后只好暂时定名叫“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在随后的谈话中鼓励习仲勋放手干。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不到二十岁就投身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抗战初期，习仲勋为陕甘宁特区（后称边区）把守南大门，在关中特区任书记时与邓小平有过一段交往。这段关于特区的对话发生在他们之间有历史的必然性。
　　
　　“杀出一条血路”，意味着观念的突破和体制的变革，必须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必须要有一往无前的开拓勇气，必须要有公而忘私的担当精神。对此，习仲勋的谈话掷地有声：“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发文批转了两个报告，这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9月21日，习仲勋在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就贯彻中央50号文件作出明确指示。他说：“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他指出：“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他还说：“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同时，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
　　
　　“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是习仲勋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