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下一部小说或会写反腐：这是一个秘密_独家特稿_检察风云

莫言谈下一部小说或会写反腐：这是一个秘密

来源：深度报道责任编辑：admin1 发表时间：2012-12-14 10:22

[导读]诺贝尔奖对莫言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也是如此。在各种场合下，关于莫言获奖的议论沸沸扬扬。据管谟贤透露，莫言下一部小说内容可能会写反腐，而莫言则表示，这是一个秘密。

2012年度第47期封面

2012年10月28日，尼日利亚作家、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勒·索因卡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到北京，开始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引人注目。而在刚刚过去的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两个诺奖作家面对面，会发生什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安排了这次在北京的见面。

一个是非洲大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个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会面会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或许会成为历史性时刻。但遗憾的是，他们擦肩而过。

就在索因卡抵达北京当天，瑞典电视台也抵达了山东高密。莫言从北京回到高密老家，配合瑞典电视台拍摄短片，并参加10月29日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两位诺奖作家的会面不得不取消，莫言发短信表示道歉，索因卡则对此表示理解。

毫无疑问，这两个月来，莫言是中国最忙的作家。10月，他被中外记者重重包围；11月，他忙着为赴瑞典领奖做准备，包括准备多篇演说稿、多件参加典礼的礼服等。

此后，莫言谢绝了几乎所有采访和活动，没有再公开亮相。随着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临近，“莫言热”再次掀起高潮，关于他领奖时穿什么服装、凭借“诺奖效应”，以2150万元全年版税收入高居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二名的新闻，更是引发了一场网络口水战。此外，如《莫言全集》出版、莫言获得中国话剧界最高奖项“金狮奖”编剧奖、担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席等，都成为热点。

12月5日，莫言带着10位亲朋好友，起程前往瑞典，品尝他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席盛宴。

莫言很忙

“‘莫言热’很正常也让我感动，但我希望‘莫言热’尽快过去，把对莫言一个人的关注变成对中国更多的作家、更多的艺术创作者的关注。”针对国内持续不断的“莫言热”，莫言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希望大家忘记他这个“生蛋的母鸡”，而只品尝他用笔“下的一窝蛋”。

对获得诺奖，莫言一方面感到惊喜、惶恐，一方面又刻意保持着低调，获奖后只召开了两次记者会，参加了两场公开活动，而且都是在10月。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最初几天，是莫言最忙的时候。消息公布当晚，他就在高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又召开了一次记者会。接着，他又接连接受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腾讯网等几家媒体的专访。

获奖时，莫言身在高密老家。在召开两场记者会后，莫言回到了北京。此后，他数次往返于高密和北京之间。

他公开亮相的两场活动，一是10月18日上午，在北京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这也是莫言获奖后首次在北京公开亮相。莫言是以诺奖新科得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的双重身份出席座谈会的，接受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诸多著名文化学者的赞扬。

另一场活动是在10月29日，他又回到高密，上午参加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下午参加青岛市歌舞剧院的舞剧《红高粱》发布会。天稍微有些阴冷，9点半左右，红高粱文化节开幕，莫言首先致辞。媒体报道说：“围着一条围脖的莫言款款走上台，发言台前立刻被记者们包围。”莫言谦虚地称：“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都是一个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父老乡亲们的不太称职的儿子。”

此后，回到北京的莫言就很少再面对记者的镜头，尽管一批又一批的记者蹲守在他的家乡，尽管直到11月9日，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还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莫言得奖之后，他“至今还没有机会跟莫言坐在一起谈一谈，因为莫言每天被记者包围着”。

11月24日，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栏目播出了“最新”的莫言访谈，但从该节目中可知，此次访谈也是在莫言10月29日参加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期间进行的，并非最近。

为了准备赴瑞典领奖，莫言甚至缺席了12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话剧界最高奖项“金狮奖”颁奖典礼。获得诺奖后一个月，他凭借话剧《我们的荆轲》的剧本创作获得了此次“金狮奖”的编剧奖。这也是莫言第一次获得国内的戏剧奖。

镜子和显微镜

莫言在最后一次公开采访中透露，他自己生活基本正常，但若要满足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记者的要求，则实在分身乏术。除了向媒体表示歉意，他还“吐槽”说，“希望媒体的报道尽量完整准确，不要弄一个吓死人的标题，下面什么都没有，靠标题来吸引读者，这也不是什么好的办法。”

在密集的记者会和专访中，莫言透露了大量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讲述了自己怎么从一个只读了小学的放羊娃，成长为一个名满世界的大作家，他的写作经验和饥饿记忆，论述了自己对当前中国文学的看法，也回应了国内对自己获奖的争议。

但是，喜欢八卦的网友们，却对访谈中的几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很感兴趣。比如，莫言如何回答央视“你幸福吗”的提问，莫言主动揭发自己“伪造学历”的故事，莫言对自己被消费的看法等。

在接受央视“面对面”的采访时，莫言重温了自己的成长之路，但最精彩的瞬间却是在节目的最后。当被董倩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莫言自爆当年自己“伪造学历”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据报道，“文革”粉碎了莫言的中学梦，但他还是在夜晚油灯下和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读了一些闲书。1973年，他进县棉花厂当合同工，进厂登记时，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被邻村的小伙子揭穿，弄得他抬不起头来。1976年，莫言当兵填表时，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后来填写入团志愿表格，更是将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并在以后所有表格中都这么填。多年来，虽然没有人揭穿他，但他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其实，早在2005年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承自己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历是滥竽充数，论文是老师帮忙写的。有人说，拿着“假学历”的莫言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等于给了中国教育“一巴掌”，也再次证明了“唯学历论”的荒唐。

据媒体报道，有人以1000元注册的“莫言醉”白酒商标，以税后千万元高价成交，身价较当年的注册费跃升万倍。对此，莫言回应说：“关于我名字的注册，也希望不要一窝蜂地上，人名不经过我同意就注册不太妥当，但商家的这种热情我也可以理解，希望大家更加理智，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名字，不一定非要跟莫言捆绑在一起。”

而类似的修辞术，被莫言用在了自己的获奖感受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也有许多作家写的作品同样好，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授予我，使我内心深处深感惶恐。”

至于对自己获奖的激烈争论，莫言认为这是一场人生的洗礼，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对他有利。他先后用“镜子”和“显微镜”来比喻这场争论，得出了一个结论，显示出一个小说家的本色：如果说争论是一面镜子，“我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自己”；而如果说争论把他放到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的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我反而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到大家都在指指点点进行评价，这样的机会我千载难逢，必将是受益终生。”

去瑞典领奖

莫言获奖后，他的女儿管笑笑成为他的特别助理。有关莫言的对外事宜，都由管笑笑打理。管笑笑说，一个多月来，各种各样采访、会议、应酬，把莫言忙得疲惫不堪。而她会帮父亲看一些会议文件和英文信件，也会告诉接待方具体日程安排。“这一个多月来，父亲收到的国际交流的信件基本上都是我看，并在他的授意下一一回复。”

管笑笑还透露，父亲非常勤奋地在学外语，也会不时向她请教。

11月以来，由于莫言拒绝了所有对外的活动，他的家人成为媒体重要的新闻来源。而11月关于莫言最劲爆的新闻，莫过于“莫言要穿燕尾服去领奖”。这个来自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爆料，一下子击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脆弱不堪的民族情结。

11月9日，管谟贤做客山东大学透露，莫言正在为去瑞典领奖做准备，除了演讲稿之外，正定做领奖时穿的燕尾服，而准备同去的莫言夫人和女儿也正在做晚礼服，他还透露莫言还要学跳舞。莫言的二哥管谟欣随后也证实，因为颁奖礼瑞典国王和王后都将出席，所以莫言究竟穿什么，让一家人伤透了脑筋。

莫言去瑞典领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代表着中国作家、中华民族的形象。因此，“莫言到瑞典领诺奖时该穿什么”这个问题，顿时在网上引发了强烈的争论。许多网友认为莫言领奖应该穿民族服装，比如唐装、长衫、中山装，乃至汉服，甚至PS出莫言穿燕尾服、唐装、长衫、中山装和汉服的“效果图”。

11月29日，将随同莫言去瑞典领奖的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邵春生告诉记者，莫言此行已准备了多套服装，包括燕尾服、西装、唐装、中山装和休闲装。领奖时入乡随俗穿燕尾服，其他演讲或非正式场合，则选择汉服或他本人平常很喜欢穿的休闲装。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时间为12月10日下午4点(因为诺贝尔是1896年12月10日下午4：30去世)，颁奖地点是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奖每年的颁奖典礼隆重而简朴，每年出席的人数限于1500人到1800人；男士必须穿燕尾服或民族服装，女士要穿庄重的晚礼服；仪式中所用的白花和黄花必须从意大利小镇圣莫雷(诺贝尔逝世的地方)空运而来。

按规定，诺奖得主每人可邀请16位(另一说，14位)私人客人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和晚宴。此次随从莫言赴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的代表团一行共10人，除了莫言的太太和女儿之外，还有多位莫言作品的翻译者，包括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家葛浩文、瑞典文翻译家陈安娜、日文翻译家吉田富夫及俄语、西班牙语翻译家等。

据报道，莫言的此次领奖行程安排得很“满”，12月5日从北京起程，来去大约7至8天时间。在瑞典期间，每天都有活动安排，除了颁奖典礼和晚宴，还包括3场重要的大学演讲。

“接下来，我会尽快从获奖后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按照既定的方向，脚踏实地搞创作。”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据管谟贤透露，莫言下一部小说一定还是写高密东北乡，内容可能会写反腐败。而莫言则表示，这是一个秘密。

“病态”时代

矛盾的自我

诺贝尔奖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也是如此。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公众的反应首先是——震惊。这一点倒与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效果相一致。在各种场合下，关于莫言获奖的议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由震惊而混乱，由混乱而谵妄，乃至歇斯底里，凡此种种，或可视作当下中国文化的荒诞的“现代性”诸征候。

在一个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倒是利益上的考量多少显示出某种理性。出版界的反应很迅速。莫言获诺奖，给奄奄一息的国内文学出版业打了一支强心针。据说，由此带动了股市文化板块的上扬。人们在莫言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在莫言的故乡，我们可以看到诺奖效应延伸的强度。当然，这跟文学关系不大。大到当地政府拨款种高粱，小到参观莫言旧居的游客拔萝卜，一种一拔，大小有别，但动机无异——无非是想借光。

文学界的反应相对要迟钝一些。尽管莫言早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乃至许多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对象，但这些学术性的评价大多停留在当下几十年的文学史框架内，很少有人会用一种世界性眼光来面对这样一位作家。因此，学者专家们在面对获奖一事作出回应时，除去祝贺赞美的礼节性套话之外，涉及专业性的评价，大多不得要领。

莫言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下汉语写作的版图，也对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的框架性，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冲击。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就表示，莫言作品已经确定将被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选中的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高校文学史教材编写方面也迅速跟进，表示要修订《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关人士表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将因为莫言获奖而改写，“在文学史教材中，目前只有曹禺、巴金、老舍和鲁迅是专章介绍，现在加入了莫言，他代表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将莫言的介绍、评价立为专章。文学史教科书本就是一份文学权力“封神榜”，莫言借助瑞典学院的册封，终于登上了本国文学宝座，与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现代文学大家共享文学偶像地位。

与此同时，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互联网永远是一个意见交锋的地方，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赞成与反对”之外，针对莫言获奖事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在反对者看来，莫言的官方身份(作协会员、副主席，以及曾经的军人身份)引人注目，以致引起了人们对其政治立场的怀疑。特殊的官方身份很可能与一个作家应有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立场相悖，况且，至少在公开场合，莫言几乎没有表达过对社会不公的直接抗议，相反，他还卷入了一场令人不解的“抄写”风波当中(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场怪异的“抄写”风波，被认为涉嫌向权力献媚。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十足的道德“乡愿”和精神“犬儒”。这一点，被视作作家的道德污点，也被认为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传统相悖。人们可以举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甚至赫塔·米勒来作证。因此，如果不是外界误判了莫言的价值的话，那么，就只能归咎于诺奖委员会偏离了诺贝尔以及文学的精神传统。支持者则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并指责反对者没有好好阅读过莫言。如果很好地读过莫言的作品的话，就不难发现，在莫言的笔下，充满了尖锐的现实批判性。文学家可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而并非要直接介入现实的政治行为；文学的现实“介入性”是以作家本人的独特的个人经验和话语风格来实现的，以话语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对抗现实政治的简单粗暴和专断。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莫言那里，既是美学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学以其内在的复杂丰富，来反抗外部的简单粗暴；以其悖谬，来抗拒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直接征用。”当然，我本人并不属于“赞成”与“反对”两派中的任何一方，我更愿意关注作家，尤其是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其内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果说，赞成与反对的意见所描述的都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很可能就是莫言的全部，一个矛盾的自我。他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也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征候。

境外反应一派迷乱

至于境外的反应，同样也显得一派迷乱。海外媒体和读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本就所知甚少，莫言一出，媒体无所适从。各种报道更多地集中在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与作为“经济巨人”的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也表明，海外对中国的认知，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成就方面。人们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东西上去寻找新事物的认知参照物。至于莫言获奖与国家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性质究竟为何，解释则各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经济繁荣、大国崛起在文化方面的指标(这一点，深合国内朝野上下之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文化人在抵御物欲横流的时代的艰难努力的见证。

事实上，除了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这样的人本来就少，而真正的文学行家就更少得可怜)之外，很少有海外舆论能对莫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甚至可以在那一份水准平平、充满隔靴搔痒的套话的诺奖颁奖辞中，看出西方世界与现代汉语文学之间的隔膜。马悦然认为“莫言获奖与其是否在体制内无关”、“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标准就是文学质量”……但他的看法并不值得特别关注，因为瑞典学院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只需看诺奖颁奖词即可。而被称之为“顾大炮”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貌似行家，也常有惊人之语发出。他在莫言的问题上，也放了一炮，指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但在他的这一番看上去十分犀利言辞中，偏见与卓识参半，盲目与洞见并存，或多或少包含这跟马悦然的立场刻意的针锋相对。

海外主流文学界对莫言及中国当代文学所知甚少。虽然早在2005年，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就曾在《纽约客》撰文论及莫言，但通篇看下来，无非是概要地介绍了一下《丰乳肥臀》的主要内容。当然，以厄普代克的文学地位，介绍一下对莫言来说就已经是很高的奖赏。

对莫言盛赞有加的，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据称，他就是莫言获奖的提名者之一，而且，很显然，是起重要作用的提名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大江在文学上的贡献与其说是获得诺奖，不如说是他推荐了莫言获奖。可是，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却对莫言获奖表示了极度的不满。相关报道语焉不详，也没有证据表明米勒对莫言的作品有多大程度上的理解，我们所知道的是，米勒的批评主要是出于道德义愤。至于批评的合理性理由，并不难猜测，应该跟前文所提及的反对者的意见差不多，只不过在她的言论环境中，她的表达更为直截了当。我理解这位前罗马尼亚作家的情绪，但我怀疑她的资讯来源的可靠性，也怀疑媒体传播的准确性。

当下季节里的暴风雪

著名文学杂志The Kenyon Review刊登了一篇署名Anna Sun(孙笑冬)的评论文章《莫言的病态语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算是一篇较为专业的莫言评论。孙女士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题记，其用意无非是说，这个时代的粗鄙化使得文学话语的复杂性和精神深度消逝殆尽，言辞变成了赤裸裸的语义直陈，如同这个时代的欲望和心思一样。

孙笑冬写道：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这些伟大的小说家，面对严酷的人类生存条件，而莫言的作品缺乏像作家所具备的重要东西：美学信念。这些作家的美学力量是火炬，照亮了人性的黑暗和痛苦的真相。莫言的工作不乏人工技巧的光泽，在他的幻觉世界，却没有照亮混乱现实的光芒，并由于缺乏整体的美学考虑而致混乱和失败。打开他的作品的任何一页，都混杂着乡村土语、老套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文学上的矫揉造作，令人惊讶的平庸。莫言的语言是重复的、粗鄙的，大多缺乏审美价值。相反，倒是葛浩文的翻译，使莫言的作品显示出某种光芒，使之看上去貌似高尔基或索尔仁尼琴。莫言的语言是惊人的和引人注目的，因为它是患病的。它脱离了中国文学数千年传统中的优雅、复杂和丰富，脱离了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再到曹雪芹所建立起来的伟大传统，是一种病态的现代汉语。莫言的作品其实是社会主义美学的产物。病源在于长期盛行的工农兵的政治语言。但沈从文、老舍、冰心、钱锺书等，则逃脱了病态的感染。这也就意味着，莫言并未尽到一个作家应尽的职责——捍卫母语纯洁传统。

孙笑冬是一位年轻的华裔学者和作家，她对古典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学的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状况感触更深，这是通常意义上的“汉学家”难以体会到的。但在我看来，孙女士只说到了汉语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的一个方面。她本人的美学立场本身就带有严重的偏执性。由此联想到此前不久风靡一时的作家木心。木心的语言由于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汉语环境相隔离，因而较为完好地保存有民国时期语言的气韵。这一点，被当下的文艺界人士所追捧。但木心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木心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个业已消逝的语言和美学的“标本”意义，就好像一枚被农夫遗忘在树枝末梢的果实，在美学的严冬里散发着光辉。它的存在，不能证明时下是硕果累累的深秋。

莫言的语言则不同。它不是一个孤立于世外的美学风景。它是当下季节里的一场暴风雪。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在一场混战当中，旁观者往往难以分辨出对立的双方。孙笑冬的描述是准确的，在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的一开头出现的农村生产队队长训话的场面，这个能说会道的农民，一张嘴便是连篇的谚语、顺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骂人话，其间还夹杂着一些歪七扭八、半通不通的官方辞令：领袖语录、上级指示、报刊社论的言辞等等，以显示自己不同一般的身份。但是，这种夹生的官腔、杂凑的语言，非但不能令人生畏，反倒叫人觉得好笑。在这种戏谑性的“模仿”中，包含着莫言小说的一系列风格学秘密。莫言在语言上的价值，恰恰是他的那种刻意制造的混乱、芜杂、重复和陈词滥调，或者说，孙女士所说的“病态的”语言。这一点也正印证了普鲁斯特所说的，“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的。”

莫言的文学确实是“有病的”，它是一个有病时代的病毒携带者。它以自身的免疫力，存活在这个时代。这是莫言一代人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但它与传统的中学语文教育理念和旨趣，也就是与那种玻璃暖房里的洁净和茁壮背道而驰。莫言在一篇写中学生的故事《欢乐》中就曾无情地嘲讽过中学语文教育。而现在，中学语文教育趋炎附势，瞎凑热闹，迟早要陷入自寻烦恼的尴尬境地。

花掉3千多块钱后，二哥管谟欣把莫言旧居本已破败不堪，又被访客加重损坏的南墙和东墙修复原状。复建的墙体实际上是原来的加强版，里面垒进了当初不曾有过的砖块，而外层仍然糊以黄色的廉价土坯，后者天然具备做旧效果。

鲁G和鲁V仍是当前平安庄村外来车辆里的绝对主力，它们在旧居背后的停车场上逗留的时间，大都不超过15分钟。

这两块牌照属于山东潍坊，就时间成本而言，人们从潍坊，其实更多是从其辖下的高密，自驾来到村里游览，所费周折是最少的。

其实，无论车牌号如何，来者都不会在村里停留多久，因为旧居里实在没啥可看。

家住平安庄外的村支书高志军这段时间在莫言旧居出现过好几次，尤其在有上级领导组织公务旅游的时候。平安庄所属的疏港物流园区共有17个村庄，莫言获奖，它现在是里面名气最响的一个。有次，高志军在旧居的院门口被一位杂志社记者连珠炮一般发问：这个村和别的村有什么区别？以前没有，那现在有什么区别？现在没有，那以后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当一个生于农村的天才获得了具有莫大国际影响力的殊荣，那他的人生原点以及童年轨迹所在，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样的问题太容易让媒体沉迷。

2012年11月到12月，我带着类似的疑惑，两次来到平安庄村，住在莫言51岁的堂弟管谟策家中。在这期间，美国选了总统，中国换了总书记，而平安庄的变化着实乏善可陈。

长久以来，高密不仅是这个山东东部县级市的地名，也还是这里的地下水的含氟量。这直接导致村里人的牙齿都不太健康。枯藤老树黄牙，是冬季平安庄最常见的景观。

没有路灯，虽然村头桥上的新漆可鉴，但落日才是主宰性的生物钟。七点一过，村里就深陷漆黑。莫言旧居和管谟策家只隔着几十米长的一小块杨树林，倘若没有电筒，往返也殊为不易。

上午，村里有半天的自来水供应，而唯一的浴室仅在周六日开放。刚刚在莫言旧居院子里挖出的简易茅坑，卫生程度也很难让人满意。

与有荣焉的大红横幅仍然四处可见，当它们挂在刷着标语的农家院墙上，连起来读效果是这样的：政府奖励享晚年，计生家庭笑开颜。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施肥金沂蒙，年年好收成。

横幅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管谟策对我说，村民都很希望外面来人，带来经济收益，但更重要的，是让村里借此治理环境，上马一些基础建设。“莫言生在平安庄，平安庄再没有一点好处，大家倒过头来还是骂莫言，是不是？”

最近几年，平安庄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甜瓜和玉米种植，保守算下来，每亩收益6千块。而一旦换种高粱，这个数字就要减半。地方政府当前对莫言故乡的旅游开发计划闭口不谈，出口成祸的“6.7亿投资万亩红高粱”事件已经把他们折磨得生死疲劳。这里的官员还不像大城市里的同行们玩得转采访，经得起质疑。

管谟策相信，不管开发计划如何，都不会在冬天公布，因为这个时间段并不适合开工建设，所有答案要等到明年春天揭晓。但无论如何，平安庄已经不容分说地成为全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地方。它简直成了图腾，而不是一个村落，这里的一草一木带着土气，都早已被过度诠释。

莫言获奖后不久，有记者找到管谟策，问他对村里将要大面积种植高粱作何感想，那是他头一回听说这事，一下子搞不清状况，只能说：“可能当领导的眼光看得远吧。”

和中国的很多领域一样，一个村子怎么开发，村里的人并不能够施以影响，村民们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施以影响。你问村支书，他也说“看上面”。

管谟策看不到上面，他只是个商贩，在村口的良种直销处经营种子和农药。每天看着游客乘坐的汽车从店门外开过，他有了让媳妇在莫言旧居开个书摊的想法。

进货渠道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电商显然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在高密生活的儿子可以上网下单。但无论我如何强调某几家网络渠道的可靠性，第二天在饭桌上一聊起来，他们还是担心盗版。“在莫言旧居卖盗版书，会让人笑话。”

11月11日，与书有关的另一项活动抢先在这里举行了。在莫言旧居的北墙上，出现了一条横幅，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和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的赠书仪式。下午3点，捐赠者乘坐两辆中巴而来，大约有20人，每个人都背着相机或摄像机记录着这次善举，他们一共带来了14本书。村支书带着音响设备来给他们捧场，村里的孩子们则被安排在仪式过程中扶住墙上的那条横幅。

仪式从头到尾进行了5分钟，跟横幅合影之后，捐赠者们又乘着中巴很快消失。村支书把那一摞书放进轿车里带走，没有一个村民知道他们获捐的书其实和莫言毫无关系，一半多是捐赠单位编著的《大地文学》。

在我第二次来到平安庄的时候，管谟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潍坊的一家新华书店，可以为他提供莫言著作的货源，进货价与电商的网上零售价区别不大，但有一个优越条件他绝对无法拒绝——余货可退。

书尚未送到的一天下午，管谟策带着我到隔壁村看望一位他的老朋友。那是一名本地企业家，名叫张本玉，他的工厂生产塑料包装制品，规模将近40人。我们在总经理办公室的会客椅上坐下，房间里摆着很大的一张电脑桌，墙上贴着中国地图和山东地图。管谟策用不少时间对这位“经济致富带头人”的商业头脑和商业道德进行了一番恭维。我于是问张本玉对平安庄开发旅游一事有何高见，他变换着顺序，不停重复着两句话：按照党的要求开发，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

张本玉今年63岁了，他生于1949年。

莫言获奖的第二周，高密一中举办了一次以这位诺贝尔奖新晋得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在莫言文学馆和莫言文学社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莫言家乡最好的一所中学进行这样一件事，自然再应景不过。然而征文活动摆脱不掉的一个尴尬在于，多数学生并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

“现在比以前要好些了，但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还是少。”正在这里带高二语文的易老师和我说。

易老师是湘潭人，已经有一个5岁的儿子。多年前她在湖南师大读书时就听教授说，如果未来有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莫言的可能性较大。后来，不但莫言果真获了诺贝尔奖，易老师还与莫言成了家人，她嫁给了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小说《蛙》的主人公原型——的儿子。莫言刚获奖那阵，她见到无数媒体和游客涌进自己的学校参观。这个学校有条奇怪的校训展示在门口——为四十岁做准备。

“这股热潮肯定会慢慢过去的，凉了也正常。”她说，“毕竟这是一个文学领域的事，而文学在当今中国社会热不了多长时间，大家更忙于生计，忙于经济。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学古国，但全社会现在并不特别重视它。”

她是在离平安庄不远的管贻兰家里讲出这番看法的，此时，她的丈夫正和这个家族里的男性亲属一起，在院子里把一捆捆黄纸塞进编织袋。这天上午管家要进行一项大活动，给管贻兰的丈夫，也就是莫言的姑父，上百日坟。

差不多四十号亲属从各家赶来，每一个人都与莫言有着七弯八拐的关系。把大家载到几公里外的坟头，动用了一辆帕萨特、一辆威驰、一辆小型面包车和一辆机动三轮车。由于前一天的大雨，四辆车无一例外地在一条泥土路上搁浅了。我们只能从车上下来，深深浅浅地踩在小麦地里，顶着狂风步行。

11月9日，也就是百日坟活动的几天之前，莫言悄悄地进了村。他的车绕过自己的旧居，从而成功避开了所有游客，在村外的一处偏僻所在，他给自己的母亲上了坟。这次秘密行动，很多管家人都没有参加，甚至在莫言当天离开后，他的亲戚才将这件事口口相传。莫言祭母没有受到外界的丝毫打扰，那个幽深之处亦尚未被游客寻去。

在高密，如果一个游人专程为莫言而来，那么可供其参观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高密一中里的莫言文学馆，平安庄里的莫言旧居，再算上被拍进电影《红高粱》里的那座石桥，就再也没了。从旅游的角度看，这里的热头有余，但实质欠奉。

我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去市区拜访了高密博物馆，它的建筑面积有4100平方米，位于高密市正在全力开发的东部新区。在简介中，它和高密市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共同驻扎于一个造型新颖的“标志性文化建筑”，不过每周只逢二、四、六开放三天。博物馆的大门雄伟，而且紧闭。保安告诉我，工作人员出去了，所以今天不开放。

同样的闭门羹还出现在科技馆和文化馆，这里的大部分展间都没开门，唯一可见的是科技馆走廊上的“百年诺贝尔科学奖”宣传栏。好在高密图书馆作息正常，馆共占三层，藏书量有25万册。二楼的图书借阅室只坐着管理员一个人，在“中国文学”的书架上，我没有找到莫言的书。管理员解释说，外借了两本，领导做活动拿走几本，所以现在没了。

借走那两本莫言的人势必是这里的稀客，图书馆里的每个阅览室都可以找到一名管理员，但整个三层却没有一名读者。我在空荡荡的读者自修室里意外撞见了“高密四宝”之一的剪纸作品，创作者在一条好几米长的红纸上剪出9个大字——老少牵手喜迎十八大，把它挂在墙上，玻璃门上还有稍微小幅的毛泽东头像。这个周四的下午，在刚刚为中国贡献了年度最大文化人物的高密，我是其“标志性文化建筑”里的唯一访客。

在莫言姑父的百日坟旁，我也是唯一的访客。村里人并不介意红白喜事有毫不相干的外人参加，大家在大风和泥泞中走得东倒西歪，鞋底的泥块比鞋子本身还要重上好几倍，令他们也顾不上其他。

姑父的坟头独自兀立在一大片麦田之中，高约半米，呈一个直径两米的圆包形，没有墓碑，四周空旷。男人们把酒摆好，燃起了所有的黄纸，有些人拿树枝拨拉，有些人磕头，有些人围着看。女人们的行动则格外程式化，一旦走近坟头，便像被触发了开关一样当即跪地哭号，随着人数增多，声浪如比赛般越掀越高。现场没人说话，有一种无需脚本的默契。整场追思活动中，并没有人开口告诉地下的亡灵，家里出了大人物，刚刚拿了了不起的奖。

麦田地里全是才冒出头的嫩绿小苗，收获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上午看不到农民来劳作。一些未燃尽的黄纸被大风卷起，连同女人们的哭声一道，被吹出几百米开外，挂在远处光秃秃的一排桃树上。在莫言的青年时代，这里曾号称有万亩桃林。

“我磕过了，”易老师的儿子在上坟接近尾声时对爸爸说，随即他看到爸爸面朝坟头跪了下来，“那我再磕一个。”

易老师长得很好看，一直面色平静地照顾着狂风里的儿子。在现场所有人中，她是唯一没哭的女性。

即便没有狂风席卷，农村的冬天也给人刺骨的寒。管谟策店里的电视从早开到晚，滚动说着降温，他很愿意整整一天不出门。

而在莫言旧居的院门外，还是有三两村民来回踱步，把手插在袖管里保温。或许是见我在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的赠书仪式上出现过，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女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那里的人，她有问题要反映。

在农村，我听到很多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议论，大多牵涉到因征地而引发的不良事件。如果是因为国家建设而需占用耕地，那么征用价会比较高。农民最怕的是有背景的人得到风声，某地即将开发，然后抢先过来圈地，之后再高价转给开发商。遇上这种情况，农民得到的补偿就会很低，而且同样没有议价权。按这里的规矩，每亩每年的价格大约在1000来块，一次性付给17年。但因为农民没有了地，也就无法领到每年按亩发放的耕地补贴，所以他们得到的实际补偿要更少。

不肯妥协的农民往往比妥协的更惨，他们在村里的房子会被破坏，地里的庄稼则被恶意撒上除草剂。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大期间，周边很多村里都有农民试图上访。

“农村的上访，都是土地问题。”平安庄的一个村民告诉我，“现在当官的也怕上访，但没办法，很多问题他们也没有能力解决。”

我向那位农妇表明身份，她站在原地，带着失望的眼神。和她一起的同伴把她拉开，边走边说，他不是，你还是得找谁谁谁。

在高密市规划展览馆，我看到过一个灯箱制作的“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空间布局规划图”，图中用不同色块昭示着这里的未来命运。平安庄所在的大栏片区，大部分是黄色的居住用地和红色的商业金融用地。图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展览馆就挨着高密图书馆，大门敞开，但没有参观者，也看不见讲解员。和许多中国一线城市的规划展览馆一样，这里也用专门的一层摆出了未来城市沙盘。

不过，我在这个月中所见的最大一次家庭聚餐中，并没有听人提起村里的征地问题。那是莫言姑父百日坟之后的午宴，管家从饭店订了四桌饭菜，在家中招待亲朋。宴席男女分坐，菜品有白焯虾、蒜薹鱿鱼、红烧肘子。和之前的气氛不同，每一个落座的人都喜气洋洋。这顿饭也是我在平安庄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餐。

管贻兰是屋里最大的家长，她干了40年计生工作，接生超过万胎，流产则超过三万胎。她的全部青春都用在扮演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维护者。“其实一家一个孩子确实少了，”今年75岁的她跟我说，“现在路上车辆多，出一个车祸，这个家就没有了孩子，不管生男生女，还是两胎为好。”但在她执业的那个年头情况则不同，不加以管制的话，“一年整个高密能生出一个乡镇。”

男人们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地聊起他们最骄傲的亲戚，对于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是莫言而不是鲁迅，他们给出的解释是“鲁迅太政治”。我提出莫言曾经抄写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莫言在很多场合也就这件事做出过自己的说明。但不少管家人却是第一次听说这事。

饭后，有人和我单独聊起村里的土地问题，并用管贻兰的句式阐述个人观点：“圈地确实很可怕，一圈就是几千亩。姑姑说如果不是计划生育一年要增加一个乡镇，我看再不管的话，这里一年也要吃掉一个乡镇的土地。”

我们都留意到，宴席散去时，桌上剩菜的数量可观，白焯虾几乎没动。“有外人在，农民都吃得拘谨。”不过，饭前和饭后，每个人都消灭了数量惊人的葵瓜子。当我们离开管贻兰家时，地上的瓜子壳蔚为壮观。一顿饭的工夫，大家脚上的泥都干了大半，它们从鞋底脱落，和瓜子壳混在一起，铺散在淡雅的地砖上。对农民来说，泥土从来不是最肮脏的东西。

管家人聚会的时候，平安庄里仍有个别偷生计划正在悄然进行。二胎或者三胎，村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8万到15万元左右的罚款。管谟策说，尽管偷生偶有出现，村里的人口还是不见增长，从莫言的父亲干会计工作时到现在，平安庄的人口基本没变。当前，一共有807人在平安庄注册户口，但其中几乎全部的年轻人都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离开了村子，“考上学没考上学的，都出去了。”

只要个人能力够得着更发达的地方——对平安庄的村民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年轻人就会走到外面的美好世界，并且不打算回来。莫言本人就是如此，他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的家乡经常停电，水又苦又涩，冬天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我害怕艰苦，所以至今没有回去。”

不过，这位前村民的获奖，刚刚让平安庄村找到了扯开大步前行的灵魂。在这里，赠书是经济，卖书是经济，种高粱是经济，不种高粱是经济，圈地是经济，上访也是经济。

一个多世纪前，瑞典人诺贝尔在大大小小的事故中研制出炸药，随后借此迅速积累财富。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儿提时代听说过诺贝尔，他对这个西方人的全部所知，基本不超过这个故事。故事的终极指向是万贯家财，一个再符合新时代不过的励志元素。

说到底，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一个经济事件。和中国最近几十年取得的各种成就一样，它的落地使命，还是尽量使其光芒照耀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今的高密，和当年那个为一天吃上三顿饺子而立志写作的莫言一样，满怀着对经济条件而非文学成就的质朴、纯粹、不懈的追求。

这里的第一中学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校训的：“十八岁是美丽的，而人生旅途中最绚丽的一页却应该在生命的四十岁时翻开……好好地把握现在，才能真正赢得未来，才能将你那如日中天的四十岁勾画得绚丽璀璨！”

为了“赢得未来”，早日变成规划馆里沙盘的模样，高密也在把握现在。再有游客前往莫言旧居，兴许会看到他弟媳匆匆进货摆出的书摊，和由本地村民有偿提供食宿的农家乐园。在全国性的连锁酒店里，这个平庸无奇的县级市目前只拥有一家“7天”。同样在高密只有一家分店的还有肯德基和德克士，这里没有麦当劳。

不过，“7天”的隔壁已经开了“美式酒吧台球俱乐部”，另一家经济连锁酒店“格林豪泰”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离它不远的一家规模要小得多，看起来也更低端的商务宾馆，已经在门口的LED屏幕上打出了总统套房的广告，每晚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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